雷恒成，系清王朝远房皇亲，清末留学日本，被送到日本振武学校及日本宪兵司令部附属的教练所学习，学习警察技术，学业期满后回国，于宣统元年即1909年被清廷赐予警察兵科举人，供职于京师警察厅。1912年2月29日夜至3月2日，袁世凯为对抗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要他南下就职的邀请，守卫北方军阀老巢，一手策划了北京兵变，以制造“北方不稳”的假象，雷恒成奉袁之命，先是派警察参加兵变，参与焚掠北京东城、西城和北城，后又以“维护秩序”为名，屠杀北京市民，掩盖事实真相，连事实上已成为袁世凯传声筒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亲眼目睹惨状后，也不得不承认：“警察不过是脱掉制服同当兵的混在一起。这一切都是预先商量好的……整个骚乱中最令人痛心的是：没有一个士兵受到惩办。可能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有些贫苦年迈的苦力，还有些妇女因为在被大兵毁掉的建筑物上废墟上捡走些小木块或小铁片，就惨遭斫头”。这次兵变中，北京居民遭受生命财产损失者数以千计。
此后，雷恒成在历届北洋政府中一直供职于警界，1927年4月6日，时任“安国军总司令部”侦缉处副处长兼侦缉队队长的雷恒成，和吴郁文一起，各率部下直接执行了“四六”大逮捕，此后雷恒成又对被捕人员进行了残酷刑讯。
1952 年10 月20 日，雷恒成在审讯中自我交代：“1927 年左右，我就任京师侦缉队队长时，先是北京邮政局在信件中发现了有一批共产党人，在俄国大使馆的兵营内驻扎。在报告了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后，由陈责成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和我具体负责侦察。因地点是在俄国使馆的兵营内，事先必须由外交部与各国公使交涉，设法排除障碍。后经交涉，得到某某等国的公使谅解，认为此乃中国内部之治安问题，使团方面无权过问。于是即开军警入内，逮捕了李大钊数十人。我那时只知道李是共产党员的头子，是有名的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当时是同我带领了四五十个警探去执行搜捕的。李大钊的小号勃郎宁手枪被我留用了。”
“东北易帜”后，雷恒成担任东北军宪兵司令部侦缉处长，曾于1930年4月12日参与破坏中共满洲省委，并在审讯中再次对赵尚志等被捕人员使用毒刑，受到赵尚志的严词痛斥。因其性情残暴、刑罚严苛，故有“雷锤子”之称。
“九一八”后，雷恒成随东北军警撤退到北平，不久叛国投敌，追随殷汝耕组建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七七”后因汉奸罪被国民党第29军逮捕并判处死刑，执行前脱逃。华北沦陷后，雷恒成又追随王克敏、王揖唐等大汉奸，投靠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充任日寇所侵占的宛平、清宛、滦县等3 县的伪县长，不久又被调升管理山东22 个县的真渤行政公署的署长，效忠日寇。双手沾满人民鲜血。
日本投降后，雷恒成自知罪孽深重，便改装化名“了明禅师”逃往北京西北角的一个避静寺庙内，隐居下来。不久他又化名赵志安，逃到上海，以卖卜为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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